一位文学家之大河壮阔
文字的魅力深刻久远、文学之启示源远流长 

或散文，或翻译，或学术，三个面向的林文月，最深厚完整的一次集结

我用文字记下生活，事过境迁，日子过去了，文字留下来；
文字不但记下我的生活，也丰富了我的生活。
──林文月

★  国家图书馆、趋势教育基金会举办，台大中文系协办「2016向林文月致敬」系列活动
★ 随书附赠CD，收录林文月和一双艺术家儿女郭思蔚、郭思敏亲声朗读作品、吉他演绎

林文月教授之书写，始于六朝之学术研究，其研究所论文对象正是谢灵运；旋以第一本散文集《京都一年》即确认其古远幽邃之独有散文风格；而对日本文学——尤其是平安朝文学之深研精译，同样影响久长广远。

手握三支采笔的林文月教授，此次集结多年来未曾辑印的众多文章，而成皇皇一册、二十余万言，《文字的魅力──从六朝开始散步》是以分为三卷，主题分别集中于「散文创作」、「翻译心得」、「六朝研究」；既是跨越时空的文学交感，复又乘驭神思千里之文字赋形，而回到了文学的本身——文字无涯之对话与魅力。

纵览《文字的魅力──从六朝开始散步》，如同群山劲丽、千壑争奇，而其实次第井然、成长可寻；这本书见证了一位文学家之大河壮阔，始于不辞涓滴之用功与包容，最是情真辞切，值得爱文字之人、爱书之人，同感互通文字的魅力深刻久远、文学之启示阔远无穷。

文字是她毕生携手的伴侣，她在之中找到独特的魅力。

一、散文集：《文字的魅力──从六朝开始散步》
辑一「而今现在」的文字魅力是随笔散文。短记目前睡前阅读的时光，侧记台静农师、庄慕陵师的情谊，记述看带蒋勋作品与节气流转，缓缓写下她与齐邦媛先生的相知相惜。
辑二「落樱平安朝」的文字魅力在于翻译之笔。自一九七三年以降，陆续翻译《源氏物语》《枕草子》等日本古典经典，「落樱平安朝」即为书写翻译时的甘苦与点滴，穿梭于「同文同种」中日两国语言之间，将同与不同，转译为优美的文字。
辑三「六朝微雨」的文字魅力着重学术书写。自六朝缓步而来，谈潘岳、陸機的詩作意识，浅言郑骞的诗人寂寞，更深刻爬梳连雅堂晚年的书信往返，从中窥得一丝外祖父的生活与心境……。

二、随书附赠CD：《而今现在──林文月和一双儿女的作品朗读》
三十年前，林文月收到儿子郭思蔚以吉他演绎古典乐章的录音带，做为母亲节的礼物，这段音档，林文月一直珍惜地收藏着，成为此次朗读作品最佳配乐……由林文月与一双儿女朗读其文字作品，当中温润、情感丰富的嗓音与音乐，在在凸显林文月的情真辞切、同感互通之文字的魅力。

朗读篇章（节录）：
《京都一年》〈深秋再访京都〉〈樱花时节观都舞〉
《回首》〈在台大的日子〉〈龙坡丈室忆往〉〈林文月论林文月〉（郭思敏朗读）
《交谈》〈我的三种文笔〉
《作品》〈温州街到温州街〉
《读中文系的人》〈一个读中文系的人〉
《午后书房》〈白发与脐带〉
《遥远》〈林文月的希望〉（郭思蔚朗读）
《拟古》〈给儿子的信〉
《饮膳札记》〈炒米粉〉〈镶冬菇〉

音乐曲目：
Anon: Romance de Amor（爱的罗曼史）
Tarrega: Lágrima（眼泪）
Llobet: El testamente de Amelia（亚美利雅的誓言）
Walker: Kleine Romanze（小罗曼史）
Luigi Mozzani: Feste Lariane（罗莉安娜组曲）
Gomez: Triste Santuario（忧郁的礼拜堂）
Tarrega: Marieta（玛莉雅达)

【自序】
文字的魅力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的一大宝。
　　文字，既无色彩，也无声音气味，更无表情思想；但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文字，把他们所看到的形象与颜色，闻到的声音与味道书写下来，把他们追踪那些文字而再现了他们所经验过的丰富的宇宙世界生命种种，让后代的我们如亲历其境的经验那些种种。几百年、几千年过去了，当初书写那些文字的人们都已亡故不存了；然而，藉由那些留存下来的文字，我们看到、听到、感受到那些喜怒哀乐爱恶欲；于是，透过文字，当初一个人的想法、感情，却变成为千百年后、千万人的感动和记忆了。既不是图画、摄影，也不是唱片、音符，而能够就在白纸黑字之间就传达了无所不包括的极丰饶的内容；文字的力量岂不神奇！
　　至于我个人，所认识的文字，是和我的生长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我的父母都是台湾人。我们生活在上海的日本租界。那时候在法律上，台湾人都隶属日本公民，所以我的母语是日本话、上海话和一点台湾话。而我初习得的文字是日本文字。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我在日本租界的小学里，和侨居上海市的日本人子弟一起读书。我的班上，除我以外，都是日籍儿童（应该说，当时我的籍贯也是日本）。我们所受的教育，和日本「内地」的教科书完全相同；我们的老师，无论男女，也都是从「内地」赴上海的日本老师。当时，幼小的我，浑然不知自己不是日本人；我的成绩在全班之中，甚至是居前的。但是，在我读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中日战争结束了。台湾光复了。我突然变成全班之中与别的同学不同的孩子。他们都是战败国者子弟，只有我一个人变成战胜国者的子弟。战败国者的日本同学们先后离开上海，回到他们的祖国日本去了。而我们家人，则是回到家乡台湾。
　　我的兄弟姊妹都出生于上海。台湾虽是我们的家乡，其实是陌生的。我们甚至于也不会讲完整通顺的台湾话。令我特别不自在的是，回到台湾以后，当时读小学六年级的我，却得从注音符号开始学国语──中文。而教育局规定，在教室内不可使用日文，所以老师是用台语解释中文的。这两种语文，是生长于上海日租界的我，所不明白、不习惯的。
　　不过，现实的困难，总得要克服。事实上，处于这种双语文的过渡期难关，是当时台湾很多人都遭遇到的。有些人已经中学（或大学）毕业了，甚至已经很熟练地用日文写作了，还是必须整个地将使用的语言文字从日文改为中文。我不过是在小学六年级时，忽然又回到一年级（或幼儿园时期）罢了。
　　但克服困难的痛苦，却意外地带给我想象不到的收获。从小学最后的阶段开始学习另一种语文，其实，并不是太不容易，尤其当大环境、大趋势如此时，更有不得不然的推力助使，而前面五年的日本教育，到这个时候也颇具基础，不致随便忘记。生于这样特殊的时、空里，我倒是反而庆幸自己彷佛很「自然」地具备着双语的能力了。
　　一九六九年，我因为具有中、日双语文的能力，而接受国科会遴选赴日本京都，在人文科学研究所进修一年，撰写比较文学研究的论文：「唐代文化对日本平安文坛的影响」。利用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内丰富的藏书，以及和日本学者的意见互研，我完成了计划好的论着，同时也令我能够在既有基础之上更进一步，以日文的立场观察中国文字，又从中文的立场观察日本文字。以前的我虽具备双语文能力，却只是以单方向思考：即以日本的立场看日文；或以中国的立场看中文。撰写唐代与平安朝文化的比较文学论文后，我培养出了以另一角度去观察两种文字的态度，于是增加了一种主观而客观、客观而主观的认知思考方式。
　　日本在中世纪因与中国隋、唐有密切接触、有意地学习吸收中国文化（遣唐使团内设有遣唐留学生及遣唐留学僧），而造成其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法律及宗教等）上的一大进步。其中，以文字而言，即使到今日，日本人所日常使用的文字，就是由直接取用中国文字的「汉字」，由中国文字的草书演变而生的「平假名」及取用中国文字一部分的「片假名」而成。不过，日本文字和中国文字的一大差别是，中国文字是表义的，一字一义；而日本文字（除「汉字」之外），「片假名」和「平假名」都是标音的，一字只代表一音，绝多数不具独立的意义。故而一个汉字，有时需由两个或三个、四个假名字缀成才会具有意义。例如「我」（「われ」）、「柳」（「やなぎ」）、「鶯」（「うぐいす」）。
　　由于一个汉字可抵三、四个假名字，故而一句五言诗或七言诗，往往可以完成一首日本的古典诗。在平安文坛文士竞相学习、模仿唐诗的当时，甚至有采唐诗句五字或七字以为作和歌的参考书：如大江千里所编《句题和歌》。试举其中一例：

莺声诱引来花下。（白居易〈春江〉）
鶯の啼つる聲にさそはれて
花のもとにぞ我はきにゆる

　　日本文字与英文（以及其他欧西国家的文字），属于拼音文字，因而一字只代表一音，读者看拼音文字中的一个字母时，只能辨其音，而不能辨其义；但中国文字则可以让读者既辨其音，又识其义。以上举「莺」字为例：

莺（ING）
うぐいす（U-Gu-I-Su）
NIGHTINGALE（N-A-I-T-I-N-G-A-L-E）

　　中文的「莺」，是完整的一个方块字。读者看到这个字，都能认识此字代表鸟类中的莺，既非雀，亦非鹰；而此字的发音就是（ING）。字的笔划和发音皆是整体、不可拆散的。
　　日文「うぐいす」，若不用漢字「鶯」，則需由「う」、「ぐ」、「い」、「す」四個假名綴成。うぐいす四字的任何一字抽取出來單獨呈現，都不會具備任何意義。
　　英文的「NIGHTINGALE」，也和日文「うぐいす」的情况大致是相同。必要这十一个字母串联在一起，才能代表「莺」的意义，而且所有发出的声，才会有所指涉。否则，其中任何一个字母单独呈现，也都不具备任何意义的。
　　中国文字的每一个字都具单音语、具有其本身独立意义，而且在形象上又有引发辨识或联想的功能。先祖们造字时，对于物象已经给予分类，例如「岑」、「岳」、「崎」、「峰」；「汆」、「淼」、「清」、「湍」；「栗」、「森」、「松」、「樵」；「萍」、「蔓」、「芜」、「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凡字典、辞典里所容无数的字，皆能从偏旁显示其物性类别，不仅名词如此，动词、形容词或副词亦然。又由于绝多数的字都具有声母和韵母，所以也可以造成听觉上的关联和整齐的效果。例如「彷佛」、「袅娜」，其上、下二字的声母相同，故而读起来有整齐美的感受，而上、下之间又属同一偏旁的形体，所以无论听觉上或视觉上都有经营安排的美感。再如「沉深」、「逍遥」，其上、下二字属同一韵，且字形也属同一偏旁，同中有别，但其为造成艺术均衡美感的道理则相同。
　　中国的文字，在表达感情思想之外，不是绘画，但有形象视觉的美；不是音乐，却富抑扬听觉之胜，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字所不及的。身为日常接触中文的文学研究者和写作者，有时并不太觉察。在京都撰写中日文学的比较研究论文，使我有一个反省深思的机会，而得以站在外语文的立场来观察中国文字。缀连视觉与听觉兼备的方块文字，我们体会古人的感情和思想，而我们自己也把各自的感受与体会藉字与字的缀连成文保存，希望后代的人能够看到。
　　然而，和外国的文字接触、相比较，同时也让我们发现平日习以为常的中国文字之间所具有的另一个特色──暧昧。多年前，我在台大讲授「陶渊明师」〈归鸟〉的课堂上，有一个美籍留学生突然举手发问：「这首诗里面有几只鸟？」初听这样的问题有点意外，班上许多中国学生甚至笑了起来。但是，以英文去了解这首由四章组成的四言诗时，所出现的「鸟」这个字，的确并不单纯（以「鸟」隐喻的此诗中，有时候是指作者陶潜自身，有时候是指包括作者以及退隐以后田园生活中的邻人）。在中文里一只鸟是「鸟」，两只以上也是「鸟」。字形和音声都不必改，而且也无从改。如果把单数的鸟写成「鸟」，而复数的鸟写成「鸟们」，倒是反而显得造作了。但在汉学界英译本中，确实有不同的译法：（一）”Homing birds”（James Robert Hightower）（二）”The bird which has come home”（Burton Watson）。Hightower和Watson都是西方近代的著名汉学家。前者译〈归鸟〉此题目中的「鸟」为「birds」，后者则译为「bird」，可见得二人是陶诗中的鸟，有多数与单数之别。在文法比较严谨的英文中，二人对主词「鸟」的数目的不同选择结果，单数、多数，不仅影响四章四言诗不同的解读法，并且也必然会造成其动词、受词的不同书写法了。我们中国人读现代诗或古典诗，通常都不会「计较」这个问题的，甚至于中国的作者也恐怕不是太「在意」这个问题；而外国人遇到这种情形，如果没有「弄清楚」，他们就无法下笔了。难怪我那一位美国学生会提出那样子「奇怪」，其实是「很重要」的问题了。
中文字里的名词，非仅单数、多数不区别，有时候动词的主动与被动也不怎么分明。同样举一个陶诗中很有名的「悠然见南山」为例。通常我们读这句诗，都会觉得境界高，令人向往，但是不太会去注意怎么没有主词？主词是谁？这句的上面是：「采菊东篱下」，也不着主词；其实这首题为「饮酒」二十首诗的第五首，全篇都没有一个主词，然而省略主词的写法，在中文里很多，尤其诗词更常见。在这里，「被省略的主词」为作者陶潜，应该是没有争论的（这种省略主词的笔法，日文也往往有之）。不过，名句「悠然见南山」，究竟「悠然」是指作者？还是南山？则也许有不同的说法，英文的翻译，因为必须得补上原来省略的主词「I」，所以悠然必定关系到「我」而成为「我悠然地看见南山」。关于这个问题，已故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说得好：「……『悠然见南山』句，既可读为：悠然地看南山；亦可读为：看到南山的悠然。可是进一步想，或许在呈现着两者皆可吧。看山的渊明是悠然的，而被渊明看到的南山也是悠然的。主客合一，难以分割，这种浑沌的状态，不正是「悠然见南山」吗？在中国话里，这是可能的。人们往往带着嘲讽之意说中国话的暧昧性，却不明白这正是作者诗的语言的绝妙之处。现实世界往往是浑沌而多面的，设若诗也者，是要将那多面性保留其多面性，使之定型于语言中，那么，中国话便是最适宜作诗的语言了。……」
　　由于研究中古时代中、日两国文学，也间接促成了我翻译日本古典文学的原因。其实，在大学时期我就翻译过近代日文的书，但是日本的古典文学却始终未敢尝试。在我撰写的论文范围内，包括了平安时代女性作家紫式部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此着成于一○○八年的书，已经受全球文学界公认为世界文学里最早的小说，而其书却明显地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尤其白居易的诗篇更为作者紫式部所喜爱而频频引用；〈长恨歌〉遂成为全书第一帖〈桐壶〉所成立的骨干。
　　从京都回来以后的第三年，我就开始译注《源氏物语》，逐月在台大文学院的《中外文学月刊》连载。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费时五年半，刊载六十六期，百余万言的中文译注本《源氏物语》终于完成。前年（二○○八）岁暮，京都大学为了庆祝《源氏物语》诞生一千年，举办了国际研讨会议：「世界之中的《源氏物语》──其普遍性与现代性」。我受邀参加了该会议，发表演讲：「关于《源氏物语》的中文翻译」。《源氏物语》的翻译包括中、英、法、德、义、捷……等等，已经有近二十种的外国文字译本。我在会议中谈到，自己如何把千年前的日本古文字翻译成现代的中国文字，其困难以及其心得。也听到其他外国语文翻译此书时的种种问题。日本与中国两国的文化和文学，自中世纪以来有极密切的关系，而两国的文字虽称：「同文同种」，实则亦大有不同。翻译《源氏物语》百万言的巨着，不容逃避地须要面对其中的一字一句，我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做「同文同种」之中的「不同」；也尽力把自己所体会辨认的「同」与「不同」，用中国文字传达出来了。
　　《源氏物语》之后，我又陆续翻译了《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伊势物语》等，均为千年或千年以上的日本古典文学重要作品。另有一本近世著作《十三夜》。作者樋口一叶为明治时代女作家，虽以二十四岁年华早逝，但日本政府二○○四年以其肖像印制于五千円日币上，以志其百岁冥诞，表彰其成就。这几本书都是日本文学史上（甚至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有必要介绍给我国读者，这是我当初翻译之目的；不过，这些书的内容十分动人，而文字非常有魅力，也是吸引我动笔的原因。
　　五种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之中，除《伊势物语》的作者在原业平为男性之外，余四人皆是女性作家，但每个人的文章风格不同，设字敷辞有别。做为译者，我学会了先做一个细腻的读者。不但那些缀连而成的文字所表达的内容，须得完整掌握，其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也要意会。这种阅读的方式，不只是「看」字、领会其意义而已，同时也是「听」字，赏识其音。成为作者文字的知己，然后把体悟所得，转译成为中文；不是自己习惯使用、喜爱使用的中文，而是衷心地贴近原著的文字。
　　文字的魅力在文字本身，更是在它们「被使用」的领域内所展现的特色和功能。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最常写作的对象有：文学研究、文学翻译及散文创作三种。每一种工作都以文字为基本，然而在「使用」文字的态度上确有分别的：文学研究的文字，务求其顺畅达意，避免迂回晦涩，以读者能够清楚掌握其旨为宗；散文创作的文字，视其内容而定清约或华饰之匹配准则，不妨彰显作者的个性特质；文学的翻译，则恰与创作相反，须得看文字且听文字，尽量抑制自我，唯原著之风格特性是遵循。
　　回首自己的大半生，日日所关心喜爱的无非是文字的掌握。文字的魅力多么大！
（编注：此为获赠「中华民国斐陶斐荣誉会员第十五届杰出成就奖」感言）

林文月

台湾彰化人。1933 年诞生于上海日本租界。启蒙教育为日语文，1945 年返归故乡台湾，开始接受中国语文教育，故自然通晓中、日两国语文。

1959年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毕业。同年，留母校执教。历讲师、副教授、教授，而于1993年退休。翌年，获赠台湾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曾任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史丹福大学、加州柏克莱大学，及捷克查理大学客座教授。

写作方向分为三方面：论文类有《谢灵运及其诗》、《中古文学论丛》等五种，翻译类有《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六种，散文类有《京都一年》、《人物速写》等十二种。

散文作品曾获得中兴文艺奖、中国时报散文类推荐奖等。翻译类曾获得国家文艺奖成就奖，1987 年获为香港翻译学会荣誉会员。

目录
代序 文字的魅力
辑一 而今现在
最初的读者
山笑
记〈翡冷翠在下雨〉
记一张黑白照片──怀念庄慕陵先生
巨流河到哑口海的水势
画布上的文笔
敬悼塞翁
漫谈京都
辑二 落樱平安朝
祝贺老同学的生日礼物
诸行无常　盛者必衰──郑译《平家物语》读后
平安朝文学的中国语译
中国人の立場より見た白氏文集と平安朝文学
关于古典文学作品翻译的省思
翻譯的再譯──讀佐復秀樹《ウエイリー版源氏物語》
译事之局限──谈翻译原始语文的困难
辑三 六朝微雨
八十自述
关于文学史上的指称与断代──以「六朝」为例
潘岳、陆机诗中的南方意识
读陶潜〈责子〉诗
康乐诗的艺术均衡美──以对偶句诗为例
不能忘情吟──白居易与女性
手迹情谊──静农师珍藏的陈独秀先生手迹
《清昼堂诗集》中所显现的诗人的寂寞
我所不认识的刘吶鸥
从《雅堂先生家书》观连雅堂的晚年生活与心境

【内文节选一】
记一张黑白照片──怀念庄慕陵先生
　　庄灵送给我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两位可敬的长者。静农师叼着烟斗坐于案前，正聚精会神作画，些许白烟袅绕深色的衣襟边。画纸上三枝两枝干茎，依稀是梅花的构图。旁边站立的一位是庄慕陵先生，左手轻插腰际，右手自然地扶着桌面上画稿的一侧，指间夹着半截香烟，亦正聚精会神地俯观画面。眼镜挡住了双目的表情，但嘴角的微笑分明流露出愉悦的心情。
　　他们两位都穿着深色的棉袍，背景是温州街静农师的书房。从偏暗的光线看来，这张照片大概拍摄于某一年的冬日午后，他们两位的年纪大约都在七十余岁光景；然则庄灵拍摄这张照片，许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
　　时间飞逝！岂不令人惊心！
其实，十多年以前，我曾在静农师的书房中看到同一张照片，十分喜欢，静农师便将那张普通尺寸的照片赠送给我。他说：「你先拿去，我还可以跟庄灵再要一张。」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偏暗的调子。光线自右方的窗户或台灯照射过来，只照亮两位长者向着光的颜面、拿个笔与夹着香烟的右手；沉暗的桌面上，除打开的半包香烟及火柴等零星小件外，一张平铺的画纸是聚光的中心。从画者专注的眼神与观者微笑的嘴角，可以感受到二人之间书画优雅的氛围。
静农师与慕陵先生半世纪的友谊、正是诗文书画优雅的交往；当然，其间也还有烟酒诙谐豪迈的另一面吧。
　　多年以前，我曾多次在静农师的书房内不期然遇见慕陵先生。那间书房不过八坪大小。除两面窗户、一面书橱外，屋内仅一张可供阅读及写字作画的大书桌，其余狭隘的空间里，摆着几张椅子和矮几。静农师的主位永远是桌前那张藤椅，主客可坐在他对面的另一张藤椅；而一般学生晚辈多数随便自寻散布的各种椅子坐下。慕陵先生坐在静农师对面的藤椅里，他清癯的身子几乎被藤椅的背部和扶手包围起来，与身材魁梧的静农师恰成有趣的对比画面。坐于稍远处的我，常常可以清楚地看见两位如此的景象；也往往可以清晰地听见他们谈话的内容。
　　慕陵先生的声音比较轻微，一口标准的京片子，与静农师的皖北口音、豪爽的笑声，也形成有趣的对比，不过，他们谈诗说画间，时时语带幽默，彼此戏谑揶揄对方，并未因小辈的我在一侧而有所忌讳。他们的话题，时则有关台北艺文界的友侪，那些人我差不多都认识；时则又忽尔回溯多年以前的大陆故旧，那些人我多数在文章里读过，或从静农师的谈说间闻知。而无论我认识与不认识，静坐一旁听两位长辈随兴的笑谈，都有如聆听一页页的近代历史或文学史，甚至彷佛如民国时代的《世说新语》一般，有趣且有益，颇令人神往！
　　我第一次看到慕陵先生是在民国四十五年春季。那年即将毕业的同班同学十余人，由当时的系主任静农师带领，去中南部毕业旅行。当时台大中文系的学生人数不多，师生间有极亲近浓郁的感情，故而大学生举办毕业旅行，竟然劳驾系主任参与。毕业旅行费时几日？旅游过哪些地方？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我们在系主任带领之下，去访问雾峰乡北沟村、参观了那时暂设在该地的故宫古物馆。
　　我们一行人自台北搭乘火车到台中，再改坐公共汽车到一个简朴的乡村。庄慕陵先生当时为故宫古物馆馆长，他和二、三位工作人员站在砖造的平房门口迎接我们。在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馆尚未建造以前，自大陆运转来台湾的故宫古器物都暂时收藏在气候比较干爽的中部，而由大陆护送那些古器物安然抵台的慕陵先生和他的家庭，便也与古器物同时移居在北沟。那时珍贵的文物并未对外公开展览，而只是小心翼翼地收藏于北沟的山洞中，由于尚未有除湿及空调的科学设备，所以定期轮流移出若干件于与山洞毗邻的库房内曝晾，以为维护。我们班上的同学，有幸因静农师与馆长多年的交谊，遂得藉毕业旅行参观了一部分的国宝！
　　那砖造的库房傍依山洞而盖。四十年后的现在我仍记得那一排只糊水泥而没有任何装饰的简素平房。慕陵先生引领我们进入那平凡却意义非凡的屋中。犹记得有一间是摆设钟鼎类古铜器。白布覆盖着可能是极寻常的桌几，上面罗列着许多件商代、周代的名器。毛公鼎单独放置在一方桌上，占据库房的中央部位，既无安全措施，亦无玻璃罩盖，几乎伸手可触那举世闻名的宝物！我们轮流在那前面拍照留影；至今，学生时代的相簿中仍贴着那－方照片。
　　慕陵先生一一为我们仔细讲解每件器物的由来及特色，使我们的知识从书本文字而具体领会实物。那样的毕业旅行，令我难以忘怀。我们已事先约略自静晨师闻知馆长如何备尽困难艰辛甚至冒险万端地负责及时运出国宝的故事，对于眼前那位清瘦而英挺的人物，遂格外有一种钦佩之情油然兴生。当年若非慕陵先生以及一些衷心爱护国家宝物的人士尽心尽力护送，今日故宫博物馆中所展示及收藏的历史珍宝将不知是怎样一个下场？
　　其后，外双溪宏伟的现代化设备博物馆落成，慕陵先生和他的家庭亦随国宝文物北上，定居于馆址附近的宿舍。又若干年，而张大千先生也从巴西归国定居。他的「摩耶精舍」与慕陵先生的「洞天山堂」相去不过一华里，若没有小山坡及树木遮掩，两家的屋顶几可以遥相望见。静农师的「龙坡丈室」虽距离稍远，但老师犹且健步如飞，勤于走访。有一段时闲，三位退休的老人家确曾有过诗酒风流，如陶公与素心友人「乐与数晨夕」的欢愉晚年的。
　　这张照片，应即是那段时间的某日午后，慕陵先生自外双溪「洞天山堂」移驾来访静农师温州街「龙坡丈室」，亢言谈昔的吧。
悠悠二十年的时光流逝，虽然敬爱的长辈已先后作古，甚至温州街的台大宿舍都已经改建成为高楼公寓，我所熟悉的老旧日式木造书斋也不复存在；但是那个冬日午后，庄灵按下快门所捕捉到的这个镜头，却永远保存了人间最值得钦羡的一幕景象。
　　照片里的两位长者，都曾饱经中国近代历史的种种忧患，他们在中年时期毅然离开家乡，转徙来台湾定居，贡献毕生精力于此地的文化教育；他们的晚年素朴而丰饶，应是无所遗憾。放大的黑白照片，无须任何注解，正说明了－切。斗室之内，知交相聚，无论奇文共赏、疑义相析或书画展才，莫不真诚而理胜。
　　面对这一张照片，我看到一种永不消灭的典范，不再沉湎于伤逝的悲情，内心只觉得熙怡而感动！

【内文节选二】
平安朝文学的中国语译（节选）
　　我其实是专攻中国中世纪文学研究的，退休以前，一直都在台湾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所以每常被人问及为何研究中国文学而翻译日本文学？简单言之，我是太平洋战争前，出生于上海的日本租界，小学五年级上学期以前，受日本语文教育，战后，我们台湾人的身分依法律改变为中国人，我的家庭也就离开上海迁回了「故乡」台湾。我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在台北的老松国小改受中国语文教育。换言之，十二岁以前是过日本语文的生活，十二岁以后才学着使用中国语文过日子。当初在幼小的心中，我得将中国语文转换为日本语文，或是反过来把日本语文改变成为中国语文才能生活的。当时并不知那就是「翻译」。是的，其实在蒙蒙未解何谓「翻译」的年少时期，我就得常常在脑中进行着翻译了。
　　一九七二年日本笔会举办「国际笔会大会」，我出任为中华民国代表之一。依大会规定，出席者需提出与日本文化相关之论文。我以日文寫出一篇論文〈桐壺と長恨歌〉。会后将此论文自译为中文。〈桐壶〉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名著《源氏物语》的第一帖帖名。为了中国读者的阅读之便，遂将〈桐壶〉也译出而附系于论文之后，刊登于《中外文学》杂志。相当意外的是读者们对〈桐壶〉译文的好感与兴趣似乎更在那篇论文之上。杂志社的编辑室接到许多读者投书，要我继续把《源氏物语》全部译出。当时台湾尚未有此书的译本。读者们或许并不知悉此书有多长多难翻译；而况，自忖以我小学校五年程度的日本语文基础，到底能否胜任此工作？当初附〈桐壶〉译文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读者阅读我论文的方便，遂将一万字左右的〈桐壶〉原文翻译出来，岂敢有全译《源氏物语》的意图？但是投书不断，而《中外文学》的社长胡耀恒教授每每从文学院楼下的外文系办公室走到楼上的中文系办公室诚恳相劝，令我感动。于是，以译事可能会中途停顿的前提条件之下，暂时答应下来。
　　其后的生活，委实是紧张逼迫的日日。身为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而且是有一儿一女的家庭主妇，答应《中外文学》的同时，我在心里暗中约制，要兼顾教师之职及为母的责任。时年四十余岁的我，幸而体能状况健康，家族也都了解和支持我。每月约二万字的译文出现在《中外文学》月刊，五年半（一九七三年四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六十六期），连载遂告完成，没有拖延一期。其后回顾，连自己也不能相信，那一段时间好似经历一次长长的马拉松赛跑。初时，于译文达到三百页左右，就出版一册单行本。如此，在心理上比较有一种可以把握的「成就感」。全书译完，共得五册。
　　一九八二年春季，美国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举办国际性的《源氏物语》大会。我趁着受邀出席之便，用整个暑假的时间从事第三版的修订工作，并且改原来的五册本为上、下二大册（共一三五二页）。有趣的是，其后相较之下，世界各国翻译此书，尽管语言相异，文字有别，只要是全译本，文章长度却都相近。例如中国语译，大陆丰子恺译为一○七三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林译为一三二六页（台北洪范出版社，2000）、英译Edward G. Sidensticker译为一○九○页（Alfred A. knopf, Inc, 1976）、Royall Tyler译为一一七四页（The Penguin Group New York, 2001）。我的译文比丰氏译多出三百多页，可能是译文之前附有种种与《源氏物语》其书相关之解释，以及与平安时代贵族生活有关的说明文字之故。
　　我翻译《源氏物语》的时候，台湾和中国大陆互相闭锁，两岸人民固无来往，即使信件及印刷物也都无法通邮。而且，丰子恺约是在二十世纪六○年代始译《源氏物语》，那种取材于平安时代贵族生活的「物语」在「文化革命」之下的当地文化界，断无被中国大陆接受的可能性。可惜在我多方采用日本现代语译本、英国语译本等等参考书的书房里，独缺中译的《源氏物语》，此未免是遗憾之事；然而也是亦憾亦幸之事。何以？设想当时如果知悉前辈已译成此巨著，我可能根本就不敢存有再试的念头；而且即使再试之，一遇到犹豫存疑处，难免会赖以为参考的吧。或许，正因为伸手可及之处少了另一本《源氏物语》的中文译书，我才不得不始终独立思考判断，完全依照自己的想法译写出来。其后得知，丰氏的译本是在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三之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分为上、中、下三册发行。可惜，当时译者已亡，故而无由目睹庆喜。至于那本译者已故才出版的书，序文是由另一位叶渭渠氏所执笔，所以读者也无由得知默默译出此书的丰氏翻译的心路历程了。
　　《源氏物语》译完后，我时常被人误认为日本文学研究者，或在大学里教授日本古典文学。至今，台湾的译界于日本近、现代文学的翻译不可谓不多，但是对于古典文学作品的介绍却很少，而平安朝文学的作品可说几乎没有。无怪乎三十余年前，我的《源氏物语》中国语译之出版，会引起读者们很大的兴趣和颇深的感动了。一千年以前描写平安朝代的这本「物语」，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于异国情调之中，又会时时看到中国的历史，或中国古代人物名称之出现；甚至于读着读着，唐诗的一句、二句，也往往借着「物语」里某人说话而忽然插进来，令读者意外感到惊奇有趣。这样的意外和惊奇，是在我们阅读其他的外国文学翻译时所不可能的体验；而其他的外国读者在阅读此书的翻译时，也决不会有如此奇妙感受的。通过《源氏物语》的中文翻译，中国读者会感知：原来在一千年前的古代日本，有这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世界，而其中又有些许似曾相识之处。例如打开书一看第一帖〈桐壶〉：

　　不知是在那一朝帝王的时代，在后宫众多女御和更衣之中，有一位身分并不十分高贵，却格外得宠的人。那些本来自以为可以得到皇上专宠的人，对她自是不怀好感，既轻蔑、又嫉妒。至于跟她身分相若的，或者比她身分更低的人，心中更是焦虑极了。大概是日常遭人嫉恨的缘故吧，这位更衣变得忧郁而多病，经常独个儿悄然地返归娘家住着，皇上看她这样，也就更加怜爱，往往罔顾人言，做出一些教人议论的事情来。那种破格宠爱的程度，简直连公卿和殿上人之辈都不得不侧目而不敢正视呢。许多人对这件事渐渐忧虑起来，有人甚至于杞人忧天的拿唐朝变乱的不吉利的事实相比，又举出唐玄宗因迷恋杨贵妃，险些儿亡国的例子来议论着。（林译P.2）

　　《源氏物语》开头著名的这一段文字，只要稍涉中国古典文学的人都能看到深受唐代诗人白居易名作〈长恨歌〉诗的影响。台湾中学生的国文课本每每收入此作，许多学生甚至于能全篇朗诵而出，也不足为奇。因此，读者在览阅《源氏物语》的译本时，往往会遇到既富异国情调，而又耳熟能详，似曾相识的奇妙的喜悦。这种奇妙的喜悦，不是别的外国语译本的读者所能体会经验，唯有中国读者才会一边领略这种奇妙的感觉，一边被书里所记述历史大舞台的变化，和一个一个人物的悲欢哀乐爱恶欲所吸引下去。
　　一九八七年秋季到冬季，我曾访问旅行英国、美国和日本各地学界，会见一些学者，而决心再次投入《枕草子》的译事。原因之一是在伦敦博物馆看到Ivan Morris的英译本《枕草子》（《The Pillow Book of Sei Shonagon》），以及日本近代学者所著各种相关论文，并且在旧书店里买到了《The Pillow Book of Sei Shonag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和一些英文的数据。其后，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以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图书馆查阅参考书，竟好像忘了过去五年半的译事疲惫似的，不知不觉又产生一种热烈的情绪。回台湾后不久，遂又一度展开了在教室里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在家中夜深时大部分与清少纳言相对，把另一位平安时代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枕草子》译介出来。这本书在份量上远不如《源氏物语》之长篇巨构，但翻译之际，查阅数据最是费时耗神。在翻译过程中，也同样在《中外文学》杂志每月连戴，二十二期，二年余而译竟。
　　《枕草子》与《源氏物语》并称为日本平安朝文学的「双璧」。这两本书的作者紫式部和清少纳言，后世习称「女流作家」；而她们的书《源氏物语》及《枕草子》则又称为「女流文学」。这样的称谓是由于「假名」书写的文体始于平安朝代女性所执笔的「物语」。在日本文学史上，紫式部和清少纳言，不仅是堂堂第一流的文学家，而今透过多种外国语的译介，更已享有举世尊重的地位。中国的读者至今无缘得识《枕草子》与《源氏物语》，是因为我们的译事耽误的缘故。犹记得一九七二年冬，在京都举行的「日本国际笔会大会」里偶然与京都大学教授的汉学者吉川幸次郎先生相会时，吉川先生所讲的话：「日本汉学界研究中国的文学，我们把《诗经》、《楚辞》……直到《水浒传》、《红楼梦》等等，都翻译成为日本语文了，但是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文学却是太过冷淡了。」至今，我还忘不了吉川先生讲话时非常遗憾的表情。我们只是冷淡吗？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
　　《源氏物语》、《枕草子》连续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九年，经由翻译而介绍了两本日本的古典文学作品以后，不知何故，台湾的读者们无形之中自然会对我有所期待的问：「下一本呢？」而我自己也似乎在休息一段时间后，就会思考下一本翻译的书。在我心中，感到有必需尽一己所能的「使命感」。第三本书，我选择了《和泉式部日记》。「看吧，她偏爱女性作家。」或许有人会这么想。但我以紫式部、清少纳言的顺序译出平安朝文学为中文，并不因为二人是女性的缘故，而是因为她们是《源氏物语》、《枕草子》这两本重要著述的作者。其后，我选择了和泉式部的《日记》为第三本译着的道理，也就无需说明，是基于同样理由，与作者的性别不相关。任何一个人都会承认《源氏物语》、《枕草子》及《和泉式部日记》为日本平安朝文学「鼎足而立」的三大巨著。这才是我唯一的考虑。
　　《和泉式部日记》的译文是在台湾著名的文学出版社《联合文学》连载刊出（1992年1月号─1992年9月号）。与紫式部雍容华丽的文字、清少纳言简洁自信的文字风格相较、和泉式部的日记所显现的是一个女性为追求爱情之一途所付出的热烈与奔放；其实千年以前的爱情记录，比诸现代，并无不同。以诗歌为中心之此爱情记录，从男女二人恋情之产生，到其后的不安，到疑惑、乃至于对世间耳目的种种顾虑等等，所写的是古今不变的爱情。与《源氏物语》、《枕草子》不同的是，《和泉式部日记》写的是男女二人的爱情世界，那世界小而大，脆弱却强韧；而这一切感情的变化移动，都是付托在一来一往的和歌赠答而达成。《源氏物语》于一三二五页的译文之中，含有七九五首的和歌，《和泉式部日记》虽只有一八六页译文，却含有一四七首和歌在内。从和歌出现的频率言之，这本「日记」实远远超过了「物语」。和歌往往受到字数或语言的制限，每常有言不尽意处，遂由散文之记述补足之。书中之散文称为「地文」。因而和歌是核心，语词为联结歌与歌，使其不明处彰显之用。没有和歌，则其书不可读，实为其特色。对《源氏物语》和《枕草子》而言，和歌当然也十分重要，但是除了少数一部分以外，去掉那些歌，书仍是可以读下去的；但是《和泉式部日记》里的和歌，为数虽不算多，却几乎占着全书的一半比重。
　　《和泉式部日记》译成的一九九三年，恰巧是我自台湾大学退休之年。岁月如流，三十五年，弹指间过去了。长时期在家和研究室与教室之间来往的生活，对我已成定型。由于生活背景使然，而具备了双语能力，又由于因缘际会，在生命的中途，得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教授与研究的同时，又不觉的享受到从事日本文学翻译的乐趣。退休后，旦夕仍以读古今中国文学书籍为生活的中心，但也没有停止日本文学的翻译。这种轮流阅读和翻译的步调行之多年，已经成为我生活里一种自然的韵律了。回顾多年来所译三书的作者紫式部、清少纳言与和泉式部是所谓「女流作家」，无怪有人或以为我有「性别歧见」。在退休之后我选择《伊势物语》为翻译的新对象，却也未必只是着眼于作者是男作家的缘故。千余年来，对于此书是否即是书里每常出现称为「从前，有个男子」的在原业平？仍有一些问题存在，不过非为女性执笔之作，倒是明白可信的。而《源氏物语》第四十七帖〈总角〉引有《伊势物语》的诗、文内容（详林译《源氏物语》P.1087注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则证明了《伊势物语》书成于《源氏物语》之前。然则《伊势物语》之翻译，就成为十分必要之事了。我想既然已译介了《源氏物语》、《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三书，理当更为中国读者译出著作年代更在其前的书，《伊势物语》遂成为我需要面对的第四本重要的平安时代著作了。同为写爱情的作品，从男性的立场描述的《伊势物语》，是通过一个生活在平安京的「男子」的眼睛去看女性、又是从男子的心书写出爱情的喜悦、和相思的伤悲，而以素朴的方式对读者诉说。其语言不是《源氏物语》那样的华丽，也没有什么《枕草子》那样充满智慧的句调，同时也不见《和泉式部日记》中陶醉于恋爱中的男女相互比赛似的和歌往返。至于在书的后半部，多记述着贵族男性社会的优雅集会，却展现出「女流文学」所不可多见的平安朝男性社会的「贵游」气氛，又往往记述着男性间的友谊，令人想到中国建安时代曹氏父子文学集团（一九六─二一九）、以及六朝萧梁时代的文学集团（五四九─五五○）；也是十分有趣的现象。

【内文节选三】
从〈雅堂先生家书〉观连雅堂的晚年生活与心境（节选）
　　连雅堂先生倾其一生心血，以着史撰文编书为职志。他的不朽巨着《台湾通史》已于生前出版，其后又屡次再版。《大陆诗草》也在民国十年由台湾通史社发行。至于其余的诗文创作，及所编纂的有关台湾史迹文物诸作，如《台湾诗乘》、《剑花室诗集》（包括《大陆诗草》与《宁南诗草》）、《雅堂文集》、《台湾诗荟》、《台湾赘谈》、《台湾漫录》、《台南古迹志》、《台湾语典》、《雅言》、《闽海纪要》、《台湾丛刊》等，亦于台湾光复后陆续编印问世。
　　民国八十一年，雅堂先生之孙连战先生将其父震东先生珍藏一甲子的家书八十七封交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制而公之于世。至此，除了可能仍有若干刊布于当时报章杂志或其他刊物而尚未能采入《连雅堂先生全集》之诗文而外，雅堂先生的文字已经大体可以看到了。
　　本文拟自《雅堂先生家书》所收录八十七封家书，来观察雅堂先生晚年的生活情况，以及其心境。笔者虽忝为连雅堂先生之外孙女，除少数未为外人所知得自长辈之口述部分外，余均以文字数据为依据，以征信实；又以下叙论，拟依一般论文撰写习惯，对人物将直称姓名而不加尊称，以避免行文冗赘，特先申明于此。
　　民国八十一年春，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连雅堂先生全集》精装二帙共十五册，其第一帙包括《台湾通史》上、中、下三册、《雅堂文集》、《剑花室诗集》、《台湾诗乘》各一册，及《台湾语典》与《雅言》合辑本、《雅堂先生集外集》与《台湾诗荟杂文钞》合辑本各一册。第二帙包括《雅堂先生余集》、《雅堂先生家书》、《连雅堂先生年谱》《连雅堂先生相关论着选辑》（上、下）及《台湾诗荟》（上、下）。《雅堂先生家书》共计二五五页。第一页至第九十二页为铅印八十七封书信；第九十三页至第二五五页为家书原件影印，其墨迹清晰，信笺上之花纹及边印字体亦可辨认。此八十七封家书的书写日期虽都记有月日，但未系年，惟自其内容可以推知当系起自民国二十年五月十五日，终于民国二十五年四月七日1；亦即连雅堂五十四岁其独子震东离开台湾赴大陆之年，至五十九岁雅堂逝世之前二个月止。连战在《家书》付印出版之际，有一篇长序说明出书之缘由，兹录其中一段文字于此：

　　溯自先父投效故国，至先祖父谢世，此五年期间，父子睽隔日久，先祖父爱子教子之深情，悉系于尺素之中。……先父震东先生在日，自壮至老，直视此先人函札遗泽为至宝，自西安、重庆、南京，而至重返台湾，历经炮火洗礼，戎马倥偬，均什袭珍藏，毕生不离行箧。十年来，定居台北后，则长年深锁于书房铁柜中，惟恐有失。迄八十岁诞辰前夕，始郑重交余继续保存。岁月易逝，先父谢世已将六载，余受命保管信函已近十稔矣，抚今追昔，感慨实深。

　　连雅堂十八岁时，中日战役清廷败绩，签下马关条约，台湾遂沦为日本之殖民地。但雅堂一生以爱国保种为己任，虽在日人占领之下，仍以书生报国自勉2。他以汉文在报端发表议论，大声疾呼保存台湾之古迹文物；甚至其撰写《台湾通史》、编纂《台湾诗荟》、及《雅言》等书，也都是基于这样的心态。至于他的独子震东，在日本人占领之下的当时，自难免不接受日本教育，为多了解日本，他甚至还鼓励震东远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不过，震东毕业返台后，仅在台南的昭和新报社担任记者工作一年，旋即勉其再度远离家人，赴祖国效命。连震东对于中国大陆其实是完全陌生的，雅堂所以忍心命独子远离故乡，乃基于炽烈的民族情操与爱国热心。连雅堂本身曾于三十五岁大病痊愈时游历大陆三载3，当时所结识者多为一时之人物，如王闿运、章炳麟、赵尔巽、胡适、张继等。其中，章炳麟与张继，在雅堂返归台湾后，仍藉书信保持联系。对于雅堂呕心沥血之作《台湾通史》，二人皆深表钦佩，炳麟以为「民族精神之所附」，张继则「叹为有价值之书」4。雅堂与张继既结识多年，又为文章知己，故震东自日本学成归乡未久，雅堂便修成一封十分感人心之信函于张继。其全文如下：

　　溥泉先生执事：申江一晤，怅惘而归，隔海迢遥，久缺笺候。今者南北统一，偃武修文，党国前途，发扬蹈厉。属在下风，能不欣慰！儿子震东毕业东京庆应大学经济科，现在台湾从事报务。弟以宗邦建设，新政施行，命赴首都，奔投门下。如蒙大义，矜此孑遗，俾得凭依，以供使令，帱载之德，感且不朽！且弟仅此子，雅不欲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人，是以托诸左右。昔子胥在吴，寄子齐国；鲁连蹈海，义不帝秦；况以轩黄之华胄，而为他族之贱奴，泣血椎心，其何能怒？所幸国光远被，息及海隅，弃地遗民，亦沾雨露，则此有生之年，犹有复旦之日也。钟山在望，淮水长流，敢布寸衷，伏维亮察！　顺颂任祺　不备。
愚弟连横顿首　四月十日

　　并且殷殷谕告：「欲求台湾之解放，须先建设祖国。余为保存台湾文献，故不得不忍居此地。汝今已毕业，且谙国文，应回祖国效命。余与汝母将继汝而往。」震东便携此信函买船前赴大陆投效祖国。
　　《家书》所收八十七封信，即自震东离台的民国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开始，经民国二十二年春雅堂携妻女离台赴上海定居，至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二十日病逝之前两个多月的最后一封书于四月七日为止，前后实历五载；亦即是连雅堂一生之中最后五年，对子女所书写诸信函，故可与其他文字著述相互对照，从中窥见一代耆儒的晚年生活及心境，为极可贵之第一手资料。
八十七封家书之中，除第七十八封为日文电报而外，余皆为对其独子震东及长女夏甸所书，其称谓虽有「震东」、「定一」及「夏甸」、「孟华」等四种不同写法，实则定一即震东之别称，孟华则为夏甸之别称。连雅堂与其妻沈少云5共育有三女一儿：夏甸、春台，震东及秋汉。次女春台夭逝于十三岁，当时雅堂三十六岁，正旅游中国大陆。故家书写作时期仅有三子女，先后已皆长大成人，除幼女秋汉仍在高级中学就读即将毕业外，长女夏甸已适林伯奏，定居于上海，故《家书》虽以寄与震东为主，其中亦有多封寄夏甸，嘱咐照拂其弟，或令其转寄于其后远赴西安之震东。
　　雅堂寄与子女之信，多为简短扼要，从附录之原迹影印观之，悉以毛笔小楷书写于稿纸或信笺，笔迹清楚，一丝不苟；其书于稿纸者，则一格一字，尤为整齐，甚少涂改。书写家书而如此方正整洁，或者亦可以想见其人之人格与个性了。至于其内容则充分表现出父亲爱子教子之深情与期许。下录其第一封家书，以见其貌：

震东知悉：汝至福州，曾接一信，甚为欣慰。阅今十余日，更无消息，不知汝尚在福州或赴上海？汝母极为悬念。此次汝之出门，汝母心颇不忍，然为汝之前途计，不得不从汝之志，汝在外面，每星期必寄一书，以慰汝母之心。余自归后，诸事便利，夜学已于一日开课，仅开卿家族数人，尚拟再设小学，以教乡中后进。闻李延禧君日前回台，余已寄书问候，而许丙与乃赓、木根自东京赴满州，大约当至上海也。家中安善。父谕　五月十五日

　　此信仅记五月十五日，当系书于民国二十年。此年四月十日，雅堂书成致张继书（已见前引），震东即携其信函乘船赴大陆。由此第一封家书可知，船行至福建省，其后改由陆路北上，故称；「汝至福州，曾接一信」。当时张继在南京，而震东长姊夏甸居住上海，距南京不远，故震东拟先赴上海会见其姊，而后再赴南京。接获出远门之子自离家到达第一站后所寄来的家书固然「甚为欣慰」，但其后十余日更无消息，不免牵挂。信中虽宛转称，「汝母甚为悬念云云」，实则从其后屡见类此之口吻，雅堂思念爱子之情甚为殷切，而天下父母心总不免于此；唯雅堂爱国之心更炽热，所以宁忍别子之苦而令其再度远离家门。
　　雅堂心中一向以中国大陆为祖国，此种思想可谓溯源于连氏祖先。远在清康熙中，其七世祖兴位公即因恨明室之亡，决计隐遁，故渡海来台，卜居于台南宁南坊马兵营。马兵营曾为郑成功驻师抗清之故地；所以连氏世代居住于此地，实有其历史的纪念意义。雅堂十八岁时，中日战役清廷败绩，割让台湾、澎湖于日本，台湾人民不服而成立台湾民主国以抵抗日本，刘永福又一度曾驻军于马兵营。雅堂之父忧思成疾以亡。年少之雅堂受此国仇家恨双重打击，终身不忘；所以他赞助国父革命推翻清廷，又始终不肯屈服为日本殖民地之臣民，上录致张继书已充分表露其心志，可谓一字一血泪！壮年时期的连雅堂自己亦曾前后旅游中国大陆，参与华侨爱国之举动，复屡屡刊登民主革命及反对军阀之议论于各种报刊6；至此，保存台湾历史文化之重要著述，如《台湾通史》、《台湾诗荟》、《台湾诗乘》等已经次第编纂书竟。五十岁以后，连雅堂虽仍然开书局专售汉文书籍、讲授台湾历史文化之课程、并且更致力于台湾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7，但子女均已成长，长女且已远适定居上海，震东更赴大陆之后，则举家内渡脱离日本占领下之殖民地的愿望即可达成。故而《家书》之二，致夏甸转其弟的冒首有言：

　　昨得震东自沪寄来之信，甚为欣慰！汝弟此次出门，实为前途之计，邀天之福，如得机会，以图寸进，则余三十年来之希望乃得偿矣，……

　　所谓「三十年来之希望」，并非虚言。雅堂三十五岁民国初建之年，曾旅行大陆游西湖，有家书寄其妻沈少云道游湖之乐，谓：「他日苟偕隐于是，悠然物外，共乐天机，当以乐天为酒友，东波为诗友，会稽镜湖为侠友，苏小小为腻友，而属苎罗仙子，为我辈作主人也。」并系有七绝云：
　　一春旧梦散如烟，三月桃花扑酒船；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共千年。
　　作此诗时，《台湾通史》尚未完成，但革命已成功，清政府已灭亡，雅堂反清之第一志望已达到，遂有此第二个合家移居大陆宏愿之表露。当时三女秋汉尚在女子高级中学就读最后阶段，所以雅堂夫妇不得不仍居住台湾。
　　连雅堂一生为文儒书生，著述编书虽亦可得稿费报酬，但生活始终不富裕。终其一生有固定收入之职业，乃为报社记者之职。自二十二岁入台南〈台澎日报〉为汉文部主笔以来，至四十岁前后8，断断续续在台南与台中各主要报社，除上述〈台澎日报〉外，又曾在〈台南新报〉、〈台湾新闻〉等报社任职9。此外，于二十五岁赴福州时期，一度曾在厦门为〈鹭江报〉主笔；二十八岁时，日俄战争起，雅堂恨清政不修，携眷再赴厦门，与友人合资创办〈福建日日新闻〉。而三十五岁至三十八岁为期三载之大陆旅行期间，更于东北吉林参与〈新吉林报〉以及〈边声〉之报务11。青年时期，无论在中国大陆或居台湾，雅堂皆担任汉文部之主笔，一方面以汉文书写，从实际行动表现其反日维护中国文字的立场；另一方面则在内容上发挥其主张人权与男女平等12、保护本土文物13、以及反清拥民主14、抗议军阀15思想。不过，因为雅堂在报社所任之职为主笔，而非报导新闻之工作，故其所撰之文字虽不免具有时效新闻性质；大体言之，与其个人之文章风格完全不抵触。而且，主笔究竟不同于普通记者，工作时间方面谅亦较为轻松自由，故身为报人之连雅堂，得同时又兼为诗人、甚至史家；《台湾通史》之著述便也是在这一段时期。有一份固定的薪酬，又因为工作关系而多结识一时之士，诗文与着史亦多顺利书就，这大概是雅堂在物质与精神双方面较为满足的一段时期。民国九年，连雅堂四十三岁，《台湾通史》上、中二册相继发行，翌年春，其下册亦发行，而他在大陆所写的诗篇又编成《大陆诗草》，由台湾通史社发行。此是雅堂第一部诗集，也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诗集。
　　民国八年，雅堂四十二岁时，应台北板桥富贾华南银行发起人林熊征聘为秘书，处理与南洋华侨股东往返之文牍，遂北上移居于台北大稻埕。这一份工作对于雅堂而言，似纯为生计所需，颇有大材小用之憾；不过，可能由于工作比较轻松，时则闭门静习，时则吟诗校书，并且利用空闲，与妻子少云赴东瀛旅游兼探望当时负笈在东京之震东16。报社之工作虽似已不再实际担任，但以其多年来的关系，仍经常有诗文刊登于各种报端；同时，也积极参与社会文化的活动，于台湾文化协会台北支部所举办之周末通俗学术讲座，多次主讲文学、历史、宗教方面的内容。
　　民国十三年，四十七岁时，连雅堂为了振兴传统诗而毅然辞卸其他职务，创刊《台湾诗荟》，惨淡经营17，自十三年二月至十四年十月，于每月十五日发行，共二十二期；终因经费不足而停刊。其后，雅堂夫妇又一度移居西湖，本欲一偿「移家湖上住」之夙愿，然因北阀军兴，江南扰攘而重返台北。遂于台北市太平盯三丁目（今延平北路）二二七番地，与黄潘万合伙，各投资二千元经营「雅堂书局」。此书局专售中国书藉及国货文具，概不售日本书籍及日制文具。由雅堂负责全盘局务统监之责，潘万任理财兼文牍工作，另聘张维贤司对外联络并协理局务。三人各支月薪三十元。对于喜爱阅读的雅堂而言，书局之开办不啻拥有了一个私人图书馆。故初时日夜往返，略事寒暄，即埋首研读，自得其乐；遇有年少读者请益18，则又指点迷津，乐此不疲。不过，「雅堂书局」所出售者在当时既为冷门之汉文书籍，而主人则纯属文人，不善营业，维贤又未几而辞职赴日研究新剧，故局务冷淡，仅维持二年而结束。